乾隆三十六年五月，普陀宗乘之庙即将完工。正在乾隆帝兴致勃勃准备挑选吉日为寺庙开光之际，普陀宗乘之庙却因工匠不慎，引发了一场大火。这场大火不仅将庙内很多建筑延烧，同时也牵扯出一起有关内务府官员徇私的案件，眼看要完结的工程失火延迟，又出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，令乾隆帝极为震怒。

 

　　“小布达拉宫”火光背后的秘密

 

　　明火易躲，暗烟难防

 

　　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四日，乾隆帝在北京接到热河奏报，称正在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（俗称小布达拉宫）失火，损失惨重，当即命内务府总管英廉赶往热河，查看火灾造成的损失及失火原因。在给英廉的谕旨中乾隆帝指示，看是否因为管工官员对下属有侵尅行为，导致下属有所怨恨而暗地里放火泄愤。英廉奉旨赶到热河后，将此案交由热河道明山保调查。经过对工匠的逐一讯问，最终确定了失火的原因和过程。

 

　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：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一正午，工匠王国柱、张法、邹富臣在普陀宗乘之庙的八方亭休息抽烟，不料弹落的烟火燃着了八方亭天枰架木的扎筏绳。正午刺眼的阳光遮蔽了绳子上渐渐冒起的烟火，致使三位工匠都没有注意到便陆续离开了。火势很快沿着绳子烧到了八方亭顶部，恰值塞外风大，结果火借风势，很快就将正在修建的八方亭、都纲殿群楼花台等建筑吞噬。

 

　　经过英廉等人的细致核算，此次失火造成的损失多达三十万银两。六月初一，乾隆帝下旨将吸烟的工匠张法、王国柱、邹富臣三人带枷锁于工地示众，待工程完毕后，发配充军。同时，对直接负责工程人员进行责任追究。

 

　　翎顶泄密，隐匿财产见光

 

　　这次失火追究的官员包括由内务府派出的永和、三格、萨哈廉三人。三格，原为热河总管，乾隆三十四年因年老力衰免任；永和，原内务府护军统领，驻打牲乌拉，三十四年加恩赏给总管内务府大臣，在热河总管上行走；萨哈廉，内务府派出热河工程处官员。三人是负责具体管理热河布达拉庙工程事务的官员。

 

　　接到英廉等人有关失火事件原委的奏报后，乾隆帝当即下旨革去永和等人的翎顶，留工效力。对于火灾造成的损失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命永和、三格、萨哈廉三人各报家产，按财产多少承担赔偿数额。然而待乾隆帝到达热河后，赫然发现永和等人仍戴翎顶接驾，当即大怒，斥责英廉袒护包庇内务府官员，没有如实传达圣意，同时又发现永和三人所报的财产多有不实，特别是三格隐匿的家资与实际相差甚远，特命英廉戴罪密查。

 

　　英廉偕同内务府大臣贝勒永瑢、额驸福隆安等人经过秘密探查，发现永和、萨哈廉所报家产多有不符，而三格所报财产更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。三格原先所报家产包括：京城有房二十三间，热河现有住房三十八间，地六顷九十亩，四季衣服七十余件，骡马六匹。而英廉等人查出其隐匿的还有：雄县、荣城、新城、固安等县地三十顷九十余亩；当铺八个，其中钱铺一个（与刘姓人合开），杂粮铺一个，布铺一个；各地房屋近百余间。这还不包括其兄弟、孙子等人的地亩、房屋。

 

　　官小无碍敛财手段多

 

　　三格以一个“内务府微贱，并无基业”的卿官，何以能积聚起如此多的产业？在英廉等人的回奏中，揭露出了内务府工程人员的敛财手段。

 

　　三格供认他的生财之道有两种，一是在办理工程时，如梁各庄行宫、香山红旗营房等处，钉铁、绳子、架子等杂料，商人不愿承担，他则乘机“请领价银，自行办理”，利用差价，赚取银子；二是利用手中的职权，擅自将工程处发给工匠的银两克扣留用，如工程处发给工匠有一万两银子，三格则扣留一二千两，等一年销算后，再发还工匠。这一年内，三格便把扣留银两营运生息，置买房地，如果工匠来领，他便另扣留别项工程的银子补发前欠。如此辗转经营，十多年便积累起如此丰厚的家产。

 

　　接到英廉等人的奏报后，乾隆帝怒斥三格“天良丧尽”，批复英廉等人应按律重办。随后，三格因“监守自盗”和“侵盗仓库，数在一千两以上者”，处以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三格及其兄弟、子侄的财产全部查收入官，归于内务府。

 

　　汤斌

 

　　最终的审判，法外无奈开恩

 

　　正如清代河道总督是个利于贪污的肥差，吸引了大批清代高官争相谋取，内务府工程处的贪污、侵蚀案件也屡见史料之中。除了三格这种官职微末的卿官使用这种方式敛财外，工程处官员还时常与商人相互勾结，侵吞巨额的工程款项，乾隆帝对此也非常清楚。

 

　　三十六年十月，在勾审斩监候的犯人时，乾隆帝无奈道：“工程银两，扣留营运，贪鄙不堪，但管工人员，此等弊窦，多所不免。”特恩准三格“可暂逭其死”。而对永和、萨哈廉则处以革职效力的微惩。

 

　　在康熙、雍正时期，最高统治者为了追求享乐，兴建了一些大型的土木工程，如京西的畅春园、圆明园，畿甸的汤山、盘山诸行宫以及承德避暑山庄。乾隆帝即位后，仍不满足，在这些工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兴建活动。与此同时，所有京城的坛庙、宫殿、城郭、河渠、园囿、衙署，乃至街道市容以及帝后陵寝也都在动工修建，“工役之费不啻百万”。这些工程不但大大虚耗了国帑，使得广大人民的赋役负担成倍增长，也造成了官员贪污侵蚀，弊端百出。吏治的腐败，财政的窘困对乾隆后期政治形势的发展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